世界的滋味14（1/2）

同样是在2月初，重伤初愈的金又一次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是为了踏上他的印度访问之旅。他在纽约与柯瑞塔和雷迪克这两位旅伴会合，此时雷迪克为金写的传记《非暴力十字军（Crusader Without Violence）刚刚出版，为三人启程时的情绪平添了一层兴奋之情。在动身之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拉斯廷提供了一沓关于印度的新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甘地的“香提塞纳”（shanti sena），或者说“非暴力军队”。拉斯廷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于甘地运动最新理念的最新思考”。金很想抽时间把甘地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吸收，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从此会止步不前，沦为一名徒有其表的样子货，只能在晚餐会上做做演讲，却无法切实推动任何社会变革。研究甘地兴许能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厄运。就个人而言，他想好好研究一下甘地毕生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与人生观之间实现和谐。这些文章当中的许多内容都让金与柯瑞塔忍不住自嘲。甘地是一个放弃了个人财产、性生活以及除了缠腰带以外所有衣物的苦行者，而专程前往印度学习甘地思想的金夫妇却带着好几口装满男女礼服的箱子，并且在英国统治时期兴建的最华丽酒店里预定了房间。临行前两口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超重行李支付关税。

类似这样横生枝节的意外情况令雷迪克相当恼火。他对金忠心耿耿，但生性敏感易怒而且极有主见。他认为金的耳根太软，老婆说带多少行李就带多少行李，所以才会闹出这种事来。讽刺的是，雷迪克自己在旅途之初也提出了一条节外生枝的建议，差点毁掉这趟出行。他说服金取消在伦敦逗留的计划，改道去巴黎与自己的老朋友、《土生子的作者理查德.赖特叙谈几日，然后赶到苏黎世，乘坐经停当地的伦敦到新德里航班。开始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金一行人突然得知由于苏黎世突降大雾，从伦敦出发的飞机已经根据指令绕过苏黎世直飞德里了。地理、天气和语言都在跟他们过不去。当本该搭载他们的飞机飞越伊朗上空时，他们自己却坐在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火车上。在德里，大约有500人聚集在机场恭候金博士的到来，许多人还拿着花环。可是左等右等金博士就是不来。最后调查人员宣布，金一行人虽然购买了航班机票，但并没有在伦敦登机。机场里的人群这才一头雾水地纷纷散去。

金拼命想在第二天晚上赶到德里，但终究未能如愿。到了本该与尼赫鲁总理在砂岩宫共进晚餐的钟点时，还在孟买的金已经放弃了努力。一行人就像普通游客一样孤独地坐在机场大巴上，眼看着挤在狭窄街道两旁与各家各户门口的贫民们。这些人一个个面容憔悴，无家可归，如同人肉地毯那样覆盖了触目所及的每一寸土地。此情此景令一行人不忍直视。错失与尼赫鲁的会面已经很糟了，突然见到印度最悲惨的一面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丁点安慰。

两天后，星期天的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部分人又来到德里的帕兰机场迎接了金一行人，后者满脸都写满了尴尬二字。资助金出访的两个组织各自为金安排了一位全程导游——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派出了一位詹姆斯.布里斯托（James Bristol），甘地纪念信托基金派出了一位斯瓦米.维什瓦南达（Swami Vishwananda）。二位导游都给金带来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好消息：尼赫鲁已经同意将与金共进晚餐的时间改到当天晚上。印度政务专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想到身为一国总理的尼赫鲁居然愿意为一个毫无外交身份的平民修改自己的日程安排。

总理迎接金一行时身穿那件令他蜚声国际时尚界的白色夹克，胸前还别着一枝玫瑰。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担当了宴席的女主人。其他宾客还有尼赫鲁的红颜知己蒙巴顿夫人和帕米拉.蒙巴顿，她们分别是前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蒙巴顿勋爵曾于十二年前与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就印度独立的细节进行过谈判）。晚宴上，尼赫鲁总理就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和金随后的经历发表了富有见地的评论，给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理极力捍卫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认为面对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结盟政策并非被动消极无所作为，而是积极进取的战略，因为这项战略能敦促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没那么受到仇恨与骄傲蒙蔽的视角增进相互了解。金多次提出想要多了解些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因此尼赫鲁觉得有责任提醒金：圣雄具有出人意料的务实侧面，谁也不敢说他会怎样处理当代印度的具体问题，更不用说金在美国面临的问题了。尽管尼赫鲁的回答令金很失望，但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人依然一直在不住口地商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甘地主义、共产主义与非暴力运动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他与会客人一直在彬彬有礼地旁听，尽管多少有些坐不住的意思。柯瑞塔一直栩栩如生地记得这场晚宴的盛况。

又过了两天，在一连串的务虚演讲和茶会之后，金一行人早早起床，搭乘早六点的航班飞到了巴特那。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甘地的著名门徒贾亚普拉卡什.那拉扬（Jayaprakash Narain）。那拉扬住在一处偏远的灵修村庄里，在路上这名先见者表示他相信印度应该废除一切工业设施以及中央集权组织，因为这两者对于宗教和乡村生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拉扬反对尼赫鲁，因为尼赫鲁坚持要将印度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金很有礼貌地听取了那拉扬的意见，一方面被他颂扬纯洁的赞歌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那拉扬前往灵修村庄的方式并不是步行，而是乘坐工厂生产的吉普车。在一行人沿着印度东海岸去往加尔各答的路上，他们注意到社会地位与肤色深浅之间很难建立直截了当的关系。比方说最为卑下的贱民未必肤色最深，街头乞丐的肤色更是深浅各异。金一行人很清楚，他们之所以在印度得到了如此热情的款待，与他们自己的肤色也脱不开关系。印度人显然将他们当成了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深肤色盟友。但是肤色的意义在印度人内部更难确定。比方说金一行人注意到报纸的征婚广告通常注明了对浅色皮肤新娘的偏爱。

与那拉扬会面后，金一行人又参加了全印度牛只拍卖会以及一场愤怒的工人领袖会议。一路上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慕斯林、神秘主义者、富有的实业家、掌管一邦的印共党员以及愤世嫉俗的官僚。他和班加罗尔的首席部长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还与一群非洲留学生进行了辩论——这些非洲学生一致以为恩克鲁玛的非暴力方式绝不可能废除刚果的殖民主义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金一行人就这样一路回到了西海岸的孟买——他们错过原定航班后就是从这个计划外口岸进入了印度——这一次金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孟买的甘地故居。这栋房舍里既没有家具，也没有暖气、热水或者浴室，只有两个印度风格的厕所——就是在地板上挖个洞，洞下面掏个坑。不过金夫妇并没有抱怨。他们的东道主S.K.德（S. K. De）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金夫妇入住。他发现唯一能让金开口抱怨的事情就是遍布孟买街头的枯瘦乞丐。这种反应让德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亚瑟.库斯勒，此人也曾在中令人心神不安地详细描写过孟买的贫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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