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娃子读什么书（1/2）

1964年5月某个寻常的一天，在鄂西北一个贫寒的村庄里，一个女孩降生了。

尽管时光早已模糊了当时的情景，但我们仍能从她日后清癯的面貌里追寻到她初到这个世界时瘦小、孱弱形象的大概真相。

她的妈妈把她抱在怀中，眼睛里满是本能般的纯洁的母爱。

一个姓杜的农民壮汉皱着眉头，显然对妻子这次的作品并不满意，他巴不得像老大一样也是个儿子。他心里想：“生个女娃管逑用叻！有那粮食还不如养头猪。”

几年后，一个能掐会算的流浪汉路过，为了感谢这个半大的丫头给他端来的一瓢水，于是给她取了一个不俗的名字，叫“杜晴妤”。“妤”是智慧美丽的意思，但其实长大后的杜晴妤既不智慧也不美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

这几年间，杜老汉又相继得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一家七八口人在那个时代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人多地少，粮食产量又低，贫穷、饥寒交迫自然也就在正常不过。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劳动力，杜老汉的家里没有吃闲饭的。杜晴妤五六岁就开始干活了，从做饭、喂猪、照顾弟弟妹妹到外出薅草、砍柴、下田种地。岁月给她以苦累，也赋予她活泼纯真的心灵。

1974年，杜晴妤已经十岁了，这一年她才走进村上的小学，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生。

班里的女孩并不是很多，大约十来个，是男孩们的三分之一。孩子们的年龄也都普遍偏大，小的六七岁，但更多的都是八九岁。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让孩子读书，接受教育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通常都是排在种地、吃饭、生孩子之后的。

等到在田地里忙的晕头转向的父母想起让某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往往都到了要懂事的年纪。

杜晴妤的学前教育大概是来自她的哥哥了，她的哥哥也不是很爱读书，不过经不住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妹妹的乞求，不得不把书本里的故事东拼西凑地讲给她听。杜晴妤也就顺便认识了一些字和数字。

“哎呀，奇了怪了，榆木疙瘩的杜老汉咋生出了你这么个聪明的闺女，真是奇迹叻！”

教书先生举手投足还残留着民国书生的气质：儒雅、博学、好为人师。

杜晴妤感到受宠若惊，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战战兢兢地一动不动。生怕那把破旧但是有力的戒尺会落在自己身上。直到老先生转身离开，她才松了一口气，对着自己的考卷暗暗欣喜。

放学回到家，她刚把作业铺开，杜老汉就没好气地走了进来，大吼道：“让你看的猪，你看的什么！猪都跑了，你还做哪门子作业，还不赶紧给我找去！”杜老汉的手也没停下，一连抽了她好几巴掌，最后用力一脚把她踹出了门外。还不忘把她的作业本给撕的稀巴烂。

杜晴妤小心翼翼地流着眼泪，小声呜咽着，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在这个家，杜老汉就是一切权威，是天，是地，是不可违抗的神圣力量，是奉行粗暴统治的土皇帝。而杜晴妤兄弟姐妹们和他们的妈妈就是杜老汉统治摆布的对象。

极权之下没有反抗，只有逆来顺受。杜老汉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对他言听计从。

杜老汉的几个子女从生下来就跟着他们的母亲学习如何做一个受气包，等到懂事后也就习惯了。在他们的字典里，顺从是最简单的真理，是和吃饱饭、少挨打挂钩的真理。

杜晴妤一路小跑，跑出院子，跑出村庄，跑到一望无际的田地里，在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寻找猪来过的痕迹。三只猪“哼哼”叫着，在不远地的未知的地方跟她玩捉迷藏。

杜晴妤扒开左边的高粱，没有猪的影子；扒开右边的高粱，还是没有猪的影子。她静下来竖起耳朵听猪叫，猪又一声不吭，集体沉默了，只有风刮着高粱叶子哗啦哗啦响。

找不到猪，回去就是死路一条，该怎么办啊，这大片大片的高粱地，上哪里去找那几个跑的飞快的畜生。

杜晴妤想到即将要面临的父母无尽的谩骂、哥哥和弟弟妹妹们的责怪，她吓得嚎哭起来，哭声回荡在整个高粱地里，她哭累了，顺便就在满是杂草的高粱杆之间打滚，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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