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代价（3）（1/2）

“因为他不是同性恋，所以他不知道同性恋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因为他不清楚我国的法律，他也就无从分辨。他只是恪守誓言，这一点非常像我们德国人，令人尊敬。”

我看着上尉，听着他为昭辩解，我几乎被他感动，几乎要崇拜他了。他是一个多么可敬又可悲的人。对于他的犯人，他从来不会费神去关心他们的生死、疾苦，他只是尽力把集中营管理得井然有序，成为其他集中营参观、学习的样板。而一旦知道某个犯人是被冤枉的，原有的罪名不成立，那个犯人就是个普通人了，也就是个“好人”了，上尉就会本能地为这个“好人”辩解，哪怕他不知道这个“好人”叫什么，甚至连编号都没有搞清楚。这种感情，不知是淳朴还是虚伪？不知是热情还是冷漠？不知道是该鄙视，还是该赞赏？

“马蒂，你知道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最讲道理，最为老百姓着想。政府不会追究一个品行善良而高尚的人的无心之过，加之柏林的关照，你放心，关于中国人帮助过犹太人一事，政府决定不予追究。”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脱口而出：“‘柏林的关照’，您是说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吗？”

“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当然不是，是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注：1935年——1938年间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上尉奇怪地看着我。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我莫名其妙地重复了一遍。

“听说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军事顾问，是他跟上面打招呼，希望尽快查清中国人的事情。”

不对呀，上尉的说法跟我期待的完全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紧张？不是已经不追究了吗？我还怕什么？“您肯定吗？长官，难道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没有帮昭想办法？”

“你说什么呀？”上尉微微摇头，疑惑地看着我。“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这次获救跟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没有一点关系。我还肯定，你可以全身而退，也要归功于中国人的证词。”

什么证词？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想不明白，教授跟我说，他尽了一切努力，动用了所有关系，来保全昭的性命，洗脱昭的罪行。“不值得！不值得的！”昭难道是说我不值得？我做出的牺牲根本不值得，因为我被骗了，教授根本没有帮他，甚至没有尽全力帮我？我像被雷电击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

“看，这就是中国人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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