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之死——邵燕祥（转）（1/2）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转移到河北窦店路村。有一天，从田间回来，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他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与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跟他在一个班里的王决，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时，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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